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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一定要给大家送喜糖，沾沾喜气！”近日，蒋奶奶和老伴再一次走进民政局。这一次，窗口递出来的，终于是两本红彤彤的结婚证。老人眼眶湿润，双手微微颤抖，反复念叨着这句话。

　　婚姻登记并不麻烦，两位老人的“红本本”却来之不易。背后是一场跨越40年、交织民事与行政双重法律关系的乌龙——“蒋为红”还是“蒋维红”？蒋奶奶的名字因笔误造成一字之差，被民政局告知：无法领证。

　　时间回到1986年。彼时，蒋奶奶与前夫感情不和，诉至法院后达成调解离婚。那个年代，许多农村女性并不识字。蒋奶奶说，她的起诉状也只能拜托他人代写，办完手续后，自己再没翻看过那些材料。

　　离婚后，蒋奶奶长期单身独居，直到遇见现在的老伴。两人相知相守，可多年来没有领证。“这把年纪了还领证，会被邻居说闲话。”蒋奶奶表示，直到去年，她和老伴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民政局登记窗口，却发现：领不了。因为离婚调解协议书上的名字“蒋为红”与其身份证上的“蒋维红”不一致，无法登记。

　　就这样，一纸婚书，近在咫尺，又远在天涯。在民政局建议下，两位老人寻求司法帮助。一方面，需要向当时提起离婚诉讼的六合法院申请身份信息更正；另一头，向我市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法院——江北新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民政局履行颁证职责。

　　立案后，江北新区法院将案件指派给退休法官戴茹芳。戴茹芳作为行政案件特邀调解员，经验丰富。

　　“拿到卷宗后，我联系了六合法院，决定共同牵头、通过司法协同平台化解本案。”戴茹芳说。她翻看档案室里那份40年前的离婚卷宗，纸张已经泛黄脆化，好在字迹依然清晰可辨，“当时还没有信息化记载，这摞纸质底档就是最大的希望。”随后，江北新区法院和六合法院分别从行政、民事的角度梳理案情，再联合民政、公安、街道社区，逐一排查线索。转机，出现在一次对蒋奶奶的询问笔录中。“因为不识字，别人问我名字是不是某字，我可能会下意识应和。”蒋奶奶回忆道，正是这一声应和，让起诉状上的姓名与她的真实姓名产生了偏差——同音，却不同字。然而，我国身份证制度从1984年起实施，蒋奶奶在1986年年底拿到身份证，那份离婚调解协议却是1986年初签的，既没有证件号码可供核验，也没有足够清晰的信息锚定身份。

　　法院随后又通过府院联动协调会议，与多家行政机关共同明确案件切入点。会上，民政部门提出登记系统核验规则，由公安部门协助核查户籍历史档案，街道社区则提供当事人现实居住情况证明，以确保每一项认定都有据可依。

　　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，历经多次复核调查，最终六合法院正式出具信息更正确认书。这一次，蒋奶奶终于能带着“无误”的身份证明走进民政局。

　　春风送暖，4月初，法院工作人员也收到了两位老人送来的喜糖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